大约一年前，埃隆·马斯克曾以“政府效率部”的名义承诺削减两万亿美元联邦官僚开支，如今虽已淡出该项目，他仍是全球首富，并深度介入美国政府与全球政治。
马斯克是否代表着将重塑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性变革力量？学者奎因·斯洛博丹与本·塔诺夫提出“马斯克主义”理论，认为其正在重塑美国乃至世界格局。他们与《纽约时报》观点编辑约翰·圭达展开笔谈，探讨这一理论。
圭达指出，马斯克近期同时被加州州长纽森誉为“当代爱迪生”与“时代最大失望之一”。马斯克主义如何映射当下世界？
斯洛博丹认为，马斯克主义如同二十世纪的“福特主义”，其核心在于追问：支撑其商业模式的社会契约是什么？当蓝领工作被人形机器人取代、白领工作被人工智能接管，人类的未来将如何？美国经济对特定人工智能技术的单向押注使这些问题愈发紧迫。
塔诺夫以美伊冲突为例，指出“电力自主”是马斯克主义的重要主题——可再生能源可增强国家自给能力。特斯拉自奥巴马时代起就为美国、中国、欧盟等提供电力自主方案。在冲突中，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家（无论采用马斯克或竞争对手的产品）抗风险能力显著更强。依赖中东石油出口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受重创，而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的中国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冲突冲击。
圭达提到特朗普政府对电力自主的抵制，如本田取消在美电动车生产计划。塔诺夫回应称，特朗普通过伊朗行动、不可预测的贸易政策及破坏国际规范，反而加速了马斯克主义所代表的“去全球化”趋势——各国将自给自足与韧性置于优先地位。
斯洛博丹强调，这场“首场人工智能战争”中，目标选择自动化及硅谷技术（如Anthropic的Claude、Palantir的Maven系统）的军事应用，体现了“主权即服务”概念：政府依赖私营企业的人工智能工具行使基本国家职能。
圭达追问“主权即服务”如何体现于硬件领域。塔诺夫以SpaceX为例，指出马斯克并非试图取代国家，而是寻求“国家共生”。SpaceX成立于反恐战争初期，通过为五角大楼提供卫星技术起家，现已掌控美国95%以上轨道发射，成为各国进入太空的“守门人”。
斯洛博丹补充，星链卫星已占轨道卫星半数以上，其“星链移动”计划将实现手机直连卫星。这不仅是商业扩张，更是通过X平台及其聊天机器人Grok构建“围墙花园”，对国家和用户施加影响力。
圭达提及风险投资家肖恩·马奎尔看好xAI，询问硬件与数字部分是否不可分割。斯洛博丹指出，X平台、xAI与SpaceX的合并体现了软硬件协同。SpaceX即将进行的IPO可能融资数百亿美元，而xAI虽落后于竞争对手，但正以每月十亿美元的速度急起直追。
圭达追问马斯克主义是否堪称“二十一世纪的福特主义”。塔诺夫解释，福特主义是“大规模生产+大规模消费”的社会组织模式，而1970年代后出现的“后福特主义”则以精益生产、全球化、工会衰落为特征。
斯洛博丹指出，马斯克在SpaceX和特斯拉推行的垂直整合模式，逆当时全球化外包潮流而动。塔诺夫认为，在产业回流与军备重整的当下，马斯克主义可能成为去全球化世界的新秩序候选方案。
圭达询问马斯克主义的社会契约内涵。塔诺夫指出，福特主义通过集体谈判与福利制度换取民众认同，而马斯克主义的核心积累策略是生产集中化、与国家融合、以技术许诺主权——但民众能获得什么？
斯洛博丹认为，马斯克主义的社会契约始于小规模“粉丝契约”：通过创始人崇拜培育忠实投资者与追随者，并通过火箭发射、卫星互联网、特斯拉能源微电网等服务构建依赖关系。但其扩展性存疑，政府效率部项目的失败正暴露了其粉丝圈外的水土不服。
塔诺夫指出，若相信“通用人工智能”即将实现，大量人口将成为“社会冗余”，其同意不再必要。特朗普大幅削减医疗补助的政策正反映了这种趋势。
圭达关注马斯克的政治投资。斯洛博丹认为，马斯克将政治视为“编程”，不喜欢的理念是“思想病毒”，喜欢的则是应被植入的“真理”。
圭达追问马斯克主义的脆弱性。塔诺夫表示，尽管联邦合同对SpaceX至关重要，但政府的深度依赖使其难以切割。欧洲正投资本土替代方案以减少对马斯克的依赖。
斯洛博丹补充，马斯克与福特相似，财富高度集中于自身企业。其金融幻想依赖于全球消费者与机构投资者持续相信其未来愿景——而我们有理由质疑甚至反对这一愿景。
圭达最后问及马斯克从左翼宠儿转向共和党是否构成弱点。斯洛博丹指出，挪威石油基金仍是特斯拉十大股东之一，显示全球金融与科技巨头已形成紧密共生。塔诺夫认为，马斯克与MAGA运动的关联已影响特斯拉在环保意识强的自由派消费者中的销量，特别是在欧洲市场，也可能阻碍其向中国和欧洲推广电力自主模式。
分析大模型：gemma2
得分：10
原因：
文中客观提及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取得的成效，称其‘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冲突冲击’，属于中性偏肯定的技术性描述，但并非对中国整体或政策的赞扬。
原文地址：Opinion | It’s Elon Musk’s World Now
新闻日期：2026-03-27
